
十年。
長到我頭發白了一半,老周的腰再也直不起來。
短到我偶爾恍惚,以為昨天剛送思雨去上大學。
十年裏我們不是沒找過。
老周拖著病腿去了省城三次。
第一次,去她醫院,被前台攔住。
“周思雨?請問什麼關係?“
“我是她爸爸。“
前台查了半天,麵露難色。“先生,係統顯示周主任的父母已經去世了。“
老周愣在大廳,站了五分鐘,一聲不吭走了。
第二次,他打聽到了她住的小區,在門口等了一整天。
保安看他穿著寒酸,叫了物業。物業打了業主電話。
電話那頭傳來思雨的聲音。
“我不認識這個人,讓他走。“
老周被保安“請“出去。
回來跟我說,思雨太忙了,下次再去。
那天晚上我起來上廁所,聽見他在客廳裏哭。
六十歲的男人,把臉埋在靠枕裏,肩膀一抽一抽。
怕我聽見。
我站在門口沒進去。
因為我也在哭。
第三次,是老周確診肝癌之後。
他說不怕死,就想走之前再看女兒一眼。
我拗不過他,陪他去了省城。
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。
老周的病是體檢查出來的。
縣醫院說肝癌晚期,腫瘤擴散了,手術意義不大。
拿到報告那天老周反倒平靜。
“治不治都行。這輩子該吃的苦吃了,該幹的活幹了。“
“就是對不住你,桂芳。跟了我大半輩子,沒過過好日子。“
我罵了他一句。“放屁,你還欠我好幾個地方沒帶我去呢,敢死試試。“
老周樂了。“行,那先治著。“
可治療要錢。
我早點攤的積蓄不算少,但也不敢說夠。
我想起了思雨——不是讓她出錢,是她全省最好的肝膽外科專家。
幫忙聯係醫院、出方案,也是條路。
於是我掛了六百八的號,被她像趕叫花子一樣趕了出來。
那天我沒跟老周說實話。
從醫院出來,去了旁邊的打印店,花兩塊錢上了網。
搜了“周思雨醫生“。
排在最前麵的,是一篇她發表在醫學人文雜誌上的文章。
標題——《從失去到出發:一個孤兒醫生的成長獨白》。
我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完。
“我的父母在我二十歲那年因車禍永遠離開了。“
“從那以後,我就是一個人。沒有依靠,沒有退路。“
“支撐我走到今天的,是父母臨終前的期望。“
“他們看不到我的成就了。但我相信,他們在天上,一定為我驕傲。“
讀者留言上千條。
“周醫生太讓人心疼了。“
“父母在天上一定很欣慰。“
“孤兒走到這步,太勵誌了。“
我坐在打印店的塑料凳上,盯著屏幕看了很久。
旁邊的小夥子探頭看了一眼。
“阿姨,你怎麼哭了?“
我擦了擦臉。
“沒事。沙子迷了眼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