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城郊租了個小公寓,暫時安頓下來。
江馳的電話和短信被係統自動攔截。
他找不到我,開始通過我們共同的朋友對我施壓。
“林曉樂瘋了吧?江馳現在是英雄,她鬧什麼?”
“小兩口哪有隔夜仇,她這時候提解除婚約,不是在毀江馳嗎?”
“就是,楚晴都那麼可憐了,她怎麼一點同情心都沒有。”
這些話語像一把把小刀,紮得我鮮血淋漓。
在他們眼中,江馳是英雄,楚晴是弱者,而失去母親的我,是那個“無理取鬧”的瘋子。
我不能就這麼算了。
我找到了媽媽生前的好友,消防局的總工程師李工。
我將媽媽最後的電話錄音放給他聽,那段錄音裏,媽媽清晰地說著,資料比她的命重要。
李工聽完,老淚縱橫,拍著桌子大罵江馳混賬。
他帶著我,拿著錄音,去了消防隊的紀律監察部門。
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姓王的幹部,他看到李工,立刻站起來,態度很是尊敬:“李總工,您怎麼親自來了?”
李工沒跟他客套,沉著臉示意我坐下。
王幹部給我們倒了茶,耐心地聽完了我的陳述和錄音。
我原以為,有李工作證,加上鐵證如山,至少能換來一個公正的調查。
王幹部聽完,臉色變得非常為難。
他沉默了很久,才壓低聲音對李工說:
“李總工,您是我們的老前輩,我跟您說句實話。這事......現在難辦。”
他指了指我的手機:“這份錄音,證明了林阿姨的偉大,我們所有人都無比痛心和敬佩。”
“但從紀律審查的角度,它隻能證明林阿姨的意願,卻無法作為江馳指揮失誤的直接證據。”
“江馳完全可以辯稱他不知道樓上的是誰,更不知道這項技術的存在。”
“他可以說他當時判斷頂樓已無生還可能,這是現場指揮官的自由裁量權。”
他歎了口氣,語氣裏滿是無奈:
“現在市裏剛開完表彰大會,他是全市宣傳的英雄典型。”
“我們憑一份無法直接定罪的錄音去啟動對英雄的調查,程序上站不住腳,還會被認為是內部有人故意要搞他,是對英雄的汙蔑。”
“到時候調查不但進行不下去,反而會把水攪得更渾。”
“李總工,您明白我的意思嗎?”
“我們需要一個......讓他無法辯駁的,能擺在台麵上,讓所有人都看見的鐵證。”
我們被“請”出了辦公室。
那句“能擺在台麵上、讓所有人都看見的鐵證”,像一堵牆,將我所有的希望都堵死了。
我不甘心。
我拿著錄音和手頭所有的資料,開始聯係媒體。
一開始,有幾家網絡小媒體表示了興趣。
可第二天,他們就集體變了卦,電話裏支支吾吾,說不敢報。
我轉而去找更有影響力的大報社。
接待我的記者聽完我的故事,隻是同情地搖了搖頭。
“林女士,我很同情你的遭遇。”
“但從新聞角度看,這就是一場情感糾紛。英雄未婚夫,悲痛的未婚妻,無辜的第三者......”
“這種故事我們見多了,沒有報道價值。”
“除非你能拿出更顛覆性的證據,否則我們不會拿報社的聲譽去冒險,去挑戰一個官方認定的城市英雄。”
投訴無門,發聲無路。
我像一個困在玻璃罩裏的人,聲嘶力竭地呼喊,外麵的人卻隻覺得我姿態可笑。
所有人都告訴我,江馳是英雄,楚晴是弱者,而我,是那個因悲傷而偏執的瘋子。
絕望像冰冷的海水,一點點將我淹沒。
直到我回到那個租來的小公寓,看著那件被紅酒染紅的婚紗,看著媽媽留下的那些設計手稿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
既然沒有人在意真相,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,讓所有人看到我媽媽的價值。
我用盡了所有的積蓄,在市中心一個不起眼的巷子裏,租下了一個小小的展廳。
我要為媽媽辦一場遺作展。
展廳不大,我親手布置。
牆上掛著媽媽不同時期的作品,有她年輕時為自己做的第一條連衣裙,有她為我做的第一件公主裙,還有她這些年來的設計手稿和筆記。
展廳的正中央,我用一個巨大的玻璃櫃,將那件被紅酒染紅的婚紗,鄭重地陳列起來。
旁邊立著一塊牌子,我親手寫下每一個字。
【一位母親最後的愛,以及一個冰冷的選擇】
我再次聯係了那些小媒體。
這一次,我沒有提江馳,也沒有提楚晴。
我隻是平靜地告訴他們,這是一個關於母親、愛與犧牲的故事。
我把評判的權利,交給了公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