姐姐腎衰竭那年,她的未婚夫顧言深把一針麻藥紮進我脖子。
醒來後我已經少了一顆腎。
姐姐得知後無法麵對我,撕毀婚約飛去了溫哥華。
媽媽隻在意和顧家的聯姻,纏著顧言深不放:
“我大女兒跑了,小女兒還被你摘了腎,你必須娶她負責!”
顧言深依言娶了我,說他的餘生都用來償還。
可婚後哪怕他對我百般嗬護,我始終不信。
直到我急性白血病進ICU,他連夜做了配型,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給了我。
手術後,他握著我的手:
“你身體裏住著我一部分,我欠你的命也長在你血管裏。”
我終於心軟了。
之後十年,我給他生了一兒一女,以為我們真能走到終點。
直到女兒四十一度高燒的那個雨夜,他接了個電話奪門而出。
我一個人打車去急診,病危通知書簽了兩回,他電話始終無人接聽。
天亮後我回家拿陪護衣物,卻看到他正摟著姐姐坐在沙發上:
“我贖了十年罪,夠了。”
我姐紅著眼推他,說他已經是我的丈夫。
他的聲音發抖:
“我會跟她講清楚。”
我站在門外,忽然笑出了聲。
原來這十年,我隻是替姐姐,暖著一個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