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忘了給我留票，我也忘了等他

陪祁越衡拍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六年，我辭掉大學教職，學會了三種方言。 山裏沒有信號，我背著硬盤走十幾裏寄素材。 我發高燒，灌下兩大壺開水熬一夜，第二天照常采訪。 祁越衡說，會在片子的首映禮上公開我們的關係。 可首映禮那天，他卻忘了給我留票。 我想親眼見證我們六年的心血，於是偷偷溜進了場。 等片尾的字幕滾動完，我才發現。 翻譯、田野調查、聯合編劇，署名全都是他的學妹。 散場後，我帶著視頻去了後台的休息室。 他目光不自然地躲閃了一下： “棲夏是新人，想參加海外的項目需要一部有分量的作品。” “你是我的賢內助，沒必要在乎這點名利，跟一個小姑娘計較。” 我這才知道，他已經做好了帶她出國的準備。 他大概忘了，海外項目的申請表是我替他整理的。 唯一的隨行名額，身份欄隻能勾選伴侶或配偶。 我打開手機，聯係律師整理原始錄音與工作記錄。 六年裏，我替他翻譯過山風、河流，和許多不肯輕易交付的真心。 這一次，他的話不用翻譯。 我聽懂了，也該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