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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年春天，國公府來了一位老管事。

他帶著兩隻沉重的木箱，還有一封裴照臨親筆寫下的信。

“沈姑娘，公子在南州染了疫病。”

“他此前賑災時受了傷，一直沒有醫治，如今病情反複。”

老管事躬身請求：

“朝廷正在核定他的罪責。”

“若姑娘願意寫一封諒解書，或許能免去餘下兩年的苦役。”

我沒有拆信。

“我不是審案的官員。”

“是否免罪，不該由我決定。”

“可公子做下那些事，終究是因為他沒有恢複好記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