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那之後我做了幾個安排。
找到了丈夫生前的老戰友陳伯——退休前是律師,為人正直。
我把情況簡單說了。
“桂英,你提前做準備是對的。“陳伯歎了口氣。
“我見過太多這種事了。有些孩子啊......“
他幫我做了幾件事。
首先把學區房的權屬關係做了公證。
其次,我名下還有三套小公寓。
這三套房是我這些年一針一線攢錢,趁房價低的時候咬牙買下來的。
每套隻有四五十平方,一直在出租。
明遠不知道。
他隻知道我有一套學區房和這間縫紉鋪。
我從不顯山露水。
不是為了防他——起碼最初不是。
隻是窮怕了,習慣把雞蛋分開放。
但從劉佳怡進門那天起,我開始慶幸自己的這個習慣。
陳伯幫我把三套公寓設了限製——任何產權變更必須我本人到場並指紋確認,委托代辦一律無效。
“你這是給保險櫃上了三把鎖。“陳伯感慨。
“我做了三十年裁縫。“我說。
“知道什麼布禁不住拉扯。提前鎖邊,總比撕了再補強。“
此後兩年,明遠時不時來要錢,我給的額度越來越少。
他有怨言但不敢鬧太大——學區房還在我名下。
直到那天。
我在家突發心梗。
送我去醫院的是隔壁麵館的老板娘,不是我兒子。
我倒在地上的時候手機摔出去老遠。
屏幕上是明遠發來的微信。
“媽,月底了,這個月生活費還沒打。“
時間,是我心梗前兩小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