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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用手語告訴我了一切。
1994年,她是紅星機械廠的年輕女工,也是廠裏的兼職宣傳員,喜歡攝影。
她有一台相機,是她攢了很久的工資買的。
她發現工廠在夜間偷偷排汙。
河水變黑,魚都死了,下遊村子的孩子開始生奇怪的病。
她偷偷拍照,拍了三十六張。
就在她拍完最後一卷膠卷,準備去縣裏舉報的時候,被當時還是廠長侄子的李國強發現了。
李國強帶人搶她的相機。
她不肯給,他們就打她。
相機被砸碎,膠卷盒掉在地上。她撲過去護住膠卷。
李國強用一根鐵棍打她的頭。
她的耳朵撞在機器的棱角上,血流不止。
昏迷之前,她把膠卷盒死死塞進了自己的鞋子裏。
她醒來時在醫院,耳朵已經聽不見了。
廠裏說她是不慎跌落,賠了一筆錢,讓她簽了保密協議。
她的父母早逝,隻有一個哥哥,在外地打工,失去了聯係。
她無處可去,也不敢聲張。李國強威脅她,如果敢說出去,就讓她消失。
後來,李國強當上了廠長,把機械廠做大,又開了采石場,成了鎮上的首富。
她為了活下去,隻好去采石場背石頭。
那裏沒人認識她,沒人知道她的過去。
這一背,就是三十年。
膠卷一直藏在她身邊。
我用手語問她:“為什麼不把膠卷交出去?”
她比劃,“李國強現在有錢有勢。我交出去,他會殺了我,也會殺了你。”
我說,“那你為什麼留著它?”
她比劃,“因為那是真相。真相應該被記住。”
我說:“現在可以交出去了。我已經十八歲,明天就高考了。”
“等我考上大學,離開這裏,我們可以把膠卷交給紀委。”
她搖頭,不停地搖頭。她比劃:“太危險。”
我說:“難道你要讓這卷膠卷跟你一起埋進土裏嗎?”
“你這三十年的苦,就白受了嗎?”
我們爭吵起來。
其實不叫爭吵,因為隻有我一個人在說話,在用手語激動地比劃。
她隻是不停地搖頭,流淚。
最後我摔門出去。
我在河邊坐到半夜。我想起母親這三十年的人生。
沒有聲音,沒有話語,隻有背不完的石頭和吹不響的哨子。
她本可以是一個攝影師,一個記者,一個活得有聲有色的人。
但她選擇了一個人背負這個秘密,為了保護我,也為了保護那卷膠卷。
我回家的時候,母親已經睡了。
她的房門虛掩著,我看見她躺在床上,手裏還攥著那枚鐵哨子。
我輕輕關上門,回到自己房間。
書桌上擺著高考複習資料,還有一張準考證。
準考證上的照片是我,表情嚴肅,眼神裏有一種我自己都沒有察覺的堅定。
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。
不是明天,不是高考後,是現在。
李國強最近在競標一個省級項目,省紀委正在查他的底。
這是最好的時機,也可能是最後的時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