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人因實驗事故集體失憶那年,我放棄了麻省理工的碩博連讀。
回國後,爸媽認不出我,弟弟認知退化得像個稚童。
第一年,我替他們擦身、喂飯,幾乎沒睡過一個整覺。
第二年,日內瓦腦科學實驗室發來入組通知。
全球僅招五人,我排第二。
我看著渾噩的家人,把通知書壓進抽屜最底層。
第三年,日內瓦最後一次來函,保留我的名額至月底。
那天弟弟走失,我花半個月找遍三個城市。
把他帶回家時,名額已經作廢。
作為神經科專家的未婚妻結束封閉研究後,趕來接手了治療。
可家人的病症依舊沒有好轉。
直到今年生日,我提著蛋糕回家。
生日歌剛唱第一句,弟弟突然撲到爸爸懷裏:
“我不想演了!反正哥哥也不會走了!”
未婚妻自然地切下第一塊蛋糕給弟弟:
“洛洛確診了絕症,隻想全家人陪著他。”
“你把科研看得比命重,如果不裝病拖住你,你早去瑞士定居了。”
我扯了下嘴角。
他們不知道,為了換取天價特效藥。
我在三天前簽了賣身契,向未婚妻的死對頭抵押了餘生。
藥已經上了貨輪,我也沒有回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