遲到十九年的審判

十三歲，班主任在全年級家長會上念了我的日記。 他說這是心理隱患排查，需要公開討論。 日記裏寫的是我爸酗酒打我的事。 禮堂裏，充斥著笑聲，歎氣聲和竊竊私語。 我爸當場扇了我一巴掌，說我編故事丟他的臉。 班主任站在台上，表情悲憫又體麵： “這孩子心理有問題，建議家長盡早幹預。” 沒有人問我那些傷疤是不是真的。 我被轉學三次，每一次檔案裏都跟著一句。 “該生存在嚴重心理問題”。 後來我考上政法大學，畢業後輾轉基層，辦了九年未成年人保護案件。 三十二歲，我被任命為教育巡查專員。 上任第一個案子，是一所中學的教師侵害學生事件。 舉報材料最後一頁，附著校長的求情信。 校長的名字，我盯了很久。 就是當年那個班主任。 他升得很高，履曆光鮮，年年師德標兵。 他托人帶話，說想約我私下聊聊，語氣還是那麼熟悉： “那孩子有心理問題，鬧大了對他也不好。” 我把求情信放進碎紙機，對調查組說： “所有涉事人員，列作重點監察對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