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臨從來不叫我的名字。
結婚四年,他喊我“喂”、“你”、“那個誰”,唯獨不叫沈幼微。
因為在他心裏,他的妻子叫沈幼棠。
幼棠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姐,訂婚宴前夜翻牆跑了,留下一封信說此生不回頭。
父親把我從後廚叫出來,扒掉我的圍裙,套上姐姐的裙子。
“你本來就是備用的,別哭了。”
周臨沒有拆穿,也沒有碰我。
四年裏我替他管賬、擋債、熬中藥。
他病發那次,我跪在手術室門口簽了十一張同意書。
最後一張是骨髓配型。
術後我貧血嚴重需要休養,他連病房都沒來看過一次。
直到上周沈幼棠回來了,坐著輪椅,臉色蠟黃。
周臨的眼眶紅了一整晚。
第二天一早,他把一個檔案袋扔在我床頭。
裏麵是一份捐髓捐獻單和一張單程機票。
“你現在的一切原本都是她的。她回來了,這些東西得還給她。”
我沉默了許久,還沒說話,他又開了口:
“幼棠也需要骨髓移植。你既然配型成功過,就再做一次。”
看著他冷漠的眉眼,我心口刺痛。
他大概忘了,我這具早已徹底枯竭的身體,根本下不來第二次手術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