陪顏淩波拍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六年,我辭掉大學教職,學會了三種方言。
山裏沒有信號,我背著硬盤走十幾裏寄素材。
我發高燒,灌下兩大壺開水熬一夜,第二天照常采訪。
顏淩波說,會在片子的首映禮上公開我們的關係。
可首映禮那天,她卻忘了給我留票。
我想親眼見證我們六年的心血,於是偷偷溜進了場。
等片尾的字幕滾動完,我才發現。
翻譯、田野調查、聯合編劇,署名全都是她的學弟。
散場後,我帶著視頻去了後台的休息室。
她目光不自然地躲閃了一下:
“清和是新人,想參加海外的項目需要一部有分量的作品。”
“你是我背後的男人,沒必要在乎這點名利,跟一個小男生計較。”
我這才知道,她已經做好了帶他出國的準備。
她大概忘了,海外項目的申請表是我替她整理的。
唯一的隨行名額,身份欄隻能勾選伴侶或配偶。
我打開手機,聯係律師整理原始錄音與工作記錄。
六年裏,我替她翻譯過山風、河流,和許多不肯輕易交付的真心。
這一次,她的話不用翻譯。
我聽懂了,也該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