腦癌晚期的陣痛發作時,我正跪在雪地裏,擦拭著一塊無字墓碑。
視線模糊中,一雙精致的高跟鞋停在了我凍得青紫的手背前。
“聽說你在這裏當了五年的守墓人?宋祈安,你又在演什麼深情?”
頭頂傳來的聲音冷如冰窖,是我那已經躋身上流社會的妻子。
七年前,為了湊齊她治療重度抑鬱症的特效藥錢,我偷偷簽下了黑市的器官買賣協議。
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。
如果我死了,前世那種失去摯愛的絕望,會再次將她逼向割腕的深淵。
於是我刻意偽造了出軌的床照,卷走了家裏最後一點現金。
甚至在她最崩潰的時候打去電話,嘲笑她是個累贅。
她恨透了我,靠著這份恨意咬牙活了下來。
創立了自己的公司,有了新的未婚夫。
而我割掉了一顆腎,帶著切除不淨的腦部腫瘤,
像下水道的陰溝鼠一樣在這個她看不見的地方苟延殘喘。
此刻,聽著她刻薄的嘲諷,我喉嚨裏翻湧起大口的黑血。
我死死捂住嘴,連滾帶爬地往反方向逃離,生怕鮮血弄臟了她雪白的裙擺。
她卻猛地從背後踩住我的肩膀,聲音裏帶著報複:
“跑什麼?你當年拋棄我的時候,不是說永遠不想再聞到我身上的窮酸味嗎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