肺癌晚期,女友為我搶到極稀缺的新藥名額時,我以為自己能活。
直到簽字前夜,我隔著門板聽到她與同事的爭執。
“名額轉給裴硯辭的兒子吧,材料我來改。”
“改數據是要吊執照的,你瘋了?”
楚雲舒聲音嘶啞:
“裴叔當年替我母親擋過債,人沒了,我得還恩。”
“那祈安呢?他閉著眼都能背出入組標準,你騙得了他?”
“還有別的保守方案”,她停頓良久,“他一向理性,會體諒的。”
我確實理性。
理性到早就把自己的片子看了無數遍。
三處轉移,除了這款新藥,任何方案都隻是安慰劑。
第二天她拿著文件進來,笑得比哭還難看。
“祈安,入組標準臨時改了,你......不符合。”
“我再找找海外的名額。”
我沒有拆穿這拙劣的謊言。
“辛苦了。”我接過筆,平靜地簽下名字,“門帶上,謝謝。”
她身形一僵,眼底滿是無處躲藏的愧疚。
最終她什麼也沒說,像個狼狽的逃兵般倉皇關門。
她走後,我撥通一個號碼:
“上次談的生前告別會,場地檔期還空著嗎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