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再做她順帶的行李

妻子林清晏是翻譯官，婚後我跟著她飛了很多國家。 但是妻子的每一處住所的第二把鑰匙，都在她助理溫嶼手裏。 我問她要過，她低頭整理腕表，語氣平淡： "溫嶼需要隨時送文件，這樣方便。" 從此家裏便有了第三個人。 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他在。 我在家的時候，他也來。 冰箱裏永遠有溫嶼買的牛奶。 衣櫃裏永遠有溫嶼熨好的西服外套。 我告訴自己，這是她的工作，是翻譯官的世界裏必須容納的那一部分。 第七年，上級通知林清晏即將去德國，隻有一個名額隨任。 我以為丈夫隨任，天經地義。 直到她在飯桌上斟酌著開口： "這次溫嶼一起去，他德語好，對接更方便。" 我問她需要多久，她說大概一年。 我放下筷子，七年來第一次認真看她。 忽然明白，我不是在跟她搬家。 我是在跟他們搬家。 我是那個被反複打包、運輸、拆封的行李，而溫嶼才是和她一起站在每個機場出口的人。 看著碗裏那碗涼透的湯，我輕輕把筷子擱在碗沿上。 然後拿起手機，在餐桌下給律師發了一條消息： "我想谘詢離婚事宜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