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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出發還有三天。

我聯係了搬家公司，將要帶走的書和衣服裝箱寄往北美。

剩下的東西不多。

八年婚姻，真正屬於我的，隻裝滿了四個紙箱。

我正核對海外地址，顧晚晴回來了。

她沒有看見玄關少了一雙拖鞋，也沒有注意到書架空了兩層。

她將一份文件扔在桌上。

“簽一下。”

是紀錄片的影像授權書。

顧晚晴成名十周年，團隊準備拍一部紀錄片，講述她從封閉、自毀走到國際舞台的經曆。

策劃案裏有整整十頁寫她的低穀。

卻沒有一句提到我。

“導演想用以前的資料。”

顧晚晴解開袖扣。

“你保存的那些錄音、病曆，還有早期排練視頻，都交給知遠整理。”

我翻到人物采訪頁。

“低穀時期陪伴者”一欄，寫著林知遠的名字。

“他那時候還不認識你。”

“紀錄片不需要把時間線卡得那麼死。”

她語氣平淡。

“他現在是我的助理，也最了解我的工作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顧晚晴抬眼看我。

我指著那十頁關於痛苦、崩潰和重生的文字。

“這裏麵的每一天，都是我陪你過的。”

她的表情漸漸不耐煩。

“沈硯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在這種事情上爭？”

“我隻是問問。”

“過去是誰不重要。”

她說。

“重要的是現在誰還在我身邊。”

臥室門口，已經收拾好的行李箱安靜地立著。

她隻要回頭，就能看見。

可她沒有。

她拿起手機回複消息，唇角甚至浮起一絲極淡的笑。

不用猜，我也知道那是誰。

我將授權書推回去。

“私人資料不能用。”

顧晚晴的臉沉了下來。

“知遠為了紀錄片熬了幾個通宵，你連幾份資料都不肯給？”

“那是你的病曆，也是我的生活。”

“沈硯。”

她重重合上文件。

“別總拿過去的付出綁架我。”

我愣了一瞬。

原來八年不叫陪伴。

叫綁架。

那些為她學會的急救方法、淩晨三點守在琴房外的夜晚、被她失控時砸碎的玻璃劃傷的手，都成了我挾恩圖報的證據。

“好。”

我把文件收進抽屜。

“以後不會了。”

顧晚晴沒有聽懂。

她隻覺得這場爭執終於結束，轉身去了琴房。

第二天下午，紀錄片團隊到家裏補拍。

導演問起《最愛的人》。

“聽說這是顧老師低穀後完成的第一首作品，它最初是寫給誰的？”

我站在走廊盡頭。

顧晚晴明明看見了我。

卻隻停頓了一秒，便轉向坐在鏡頭旁的林知遠。

“作品完成以後，就不再隻屬於某一個人。”

林知遠笑著低下頭。

導演立即讓攝影師將鏡頭對準他。

顧晚晴沒有阻止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外調文件、分居協議和公寓鑰匙放在她的書房。

手機上同時收到機票出票成功的提醒。

三天後的淩晨，我將離開這裏。

顧晚晴沒有看那些文件。

她讓林知遠收進抽屜，隨口說了一句：

“沈硯最近情緒不好，別管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