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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後，我成立了一家女性醫療援助機構。

啟動資金裏，包括依法追回的七千萬。

項目專門幫助遭遇生育脅迫、醫療侵害和經濟困境的女性。

第一項緊急援助的起付金額，被設為七百元的倍數。

有人問我，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數字。

我看著辦公室裏那張已經塑封的舊繳費單。

“因為有些人隻差七百元，就會被迫放棄麻醉、藥物，甚至選擇的權利。”

“錢不該成為衡量一條生命是否值得被善待的標準。”

當年的醫院已經完成整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