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手術前夕,我的丈夫沈知行把我媽等了兩年的肝源,調給了他照顧五年的孤女陳南星。
“林教授,很抱歉,肝源轉運是沈律師親自協調的。”
主治醫生摘下口罩,臉上帶著歉意和無奈。
我站在手術室外,渾身血液發冷。
沈律師?我的丈夫,沈知行?
腦中轟鳴作響,我顫抖著摸出手機,撥通那個爛熟於心的號碼。
電話很快被接起,女孩微弱的啜泣順著聽筒傳來。
我努力壓抑著胸口翻湧的酸澀,聲音卻還是止不住地顫抖:
“沈知行,你把我媽的肝源調走了?!”
“稚水,南星突發急性肝衰竭,指標惡化極快,她等不了。”
他的聲音一如既往的沉穩,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。
“所以我媽就等得了嗎?!”
我幾乎是在尖叫。
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,隨即傳來他冷靜得近乎殘忍地回應:
“媽的情況雖然危急,但至少還有藥物和儀器維持,等待下一個肝源還有時間。”
“南星父親就死在我手裏!我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她死掉!”
“那我媽呢?我媽就該死——!!”
話音未落,電話隨著女孩的哭喊聲被猛地掛斷。
我轉身回到病房,母親插著呼吸機,安靜地躺著,臉色灰敗。
我握住她冰涼浮腫的手,眼淚終於決堤。
監護儀上的心率曲線,一點點趨於平緩。
最終,在一陣急促的警報聲後,變成了一條毫無起伏的直線。
世界,在那一刻,死寂一片。
我心裏的最後一絲溫度,也隨著那條直線,一同消散了。
我和沈知行,曾是法學界人人稱羨的神仙眷侶。
他出身清貧卻才華耀眼,像一棵奮力向上生長的白楊。
我欣賞他的堅韌,也心疼他的不易。
從大學校園的青澀相戀,到步入婚姻,我始終堅信沈知行愛我如命。
直到五年前,那樁轟動一時的陳建國殺人案。
沈知行作為陳建國的辯護律師,在證據鏈幾乎完全指向被告的情況下,拚盡全力尋找突破口。
但他最終還是輸了。
陳建國入獄後不堪受辱,含冤自殺。
從那天起,沈知行就變了。
他將所有的罪責都攬到了自己身上。
那份無法釋懷的愧疚,像藤蔓一樣纏繞住他,也纏繞住我們的生活。
他開始無微不至地照顧陳建國的女兒,當時還在讀大學的陳南星。
他說,這是他的責任。
我一開始是理解的,甚至和他一起,幫陳南星處理學業和生活上的瑣事。
可漸漸地,這份責任變了味。
我們結婚紀念日,他會因為陳南星發燒,在餐廳門口掉頭就走。
我評上教授職稱的慶祝宴,他會因為陳南星失戀喝醉,提前離席。
甚至我父親的七十大壽,他都因為要陪陳南星參加畢業典禮而缺席。
每一次,他的說辭都是:“稚水,她一個人太可憐了,我不能不管她。”
那個堅定果斷的沈知行,在陳南星麵前,卻總是一副小心翼翼,百依百順的模樣。
我不是沒抱怨過,不是沒爭吵過。
但每次,他都會用一種深沉而疲憊的眼神看著我,仿佛我才是那個無理取鬧的人。
不知過了多久,沈知行的電話再次打來,我動作麻木的接通。
他的語氣急切又充滿自信:
“稚水,你相信我,我已經聯係了最好的渠道。”
“一天,隻要一天,就會有新肝源的消息,媽不會有事的。”
“沈知行,不必了。”我開口,聲音平靜得連自己都覺得陌生:“我媽死了。”
死一般的寂靜。
電話那頭的沈知行呼吸聲驟然加重。
“稚水…”他的聲音顫抖的,想說什麼,卻又一個字也發不出。
我沒有哭,沒有歇斯底裏,隻是平靜地掛斷了他的電話。
母親的後事辦得很快,也很簡單。
我沒有通知沈知行,他大概是從別處聽說了消息,葬禮那天還是來了。
沈知行一身黑色西裝,襯得他麵容愈發憔悴。
我全程都沒有看他一眼。
葬禮結束後,我回到我們曾經的家,徑直走向書房。
拉開抽屜,翻找出那個被我遺忘多年的牛皮紙袋。
七年前,沈知行律所初創遭遇重大危機。
父親動用家族人脈為他擺平麻煩後,堅持要他簽下的。
當時父親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:
“知行,這份協議算是我們老林家給她的最後一道護身符。”
“若他日你負她,這便是她自由的憑證。”
沈知行當場簽了字,說他這輩子都不會讓我用到它。
我摩挲著那份泛黃的紙張,上麵“離婚協議書”五個大字,此刻顯得如此刺眼。
沈知行的簽名,依然蒼勁有力,仿佛在嘲笑著曾經的誓言。
我的手有些抖,卻還是拿起筆,在屬於我的那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,把離婚協議放進了包裏。
然後,我撥通了父親的電話。
“爸,我們帶媽離開這兒吧,嗯,再也不回來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