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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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的幾天，我活在地獄裏。

我的公司被封，所有業務停擺，合作方打來電話質問，客戶要求退款。

我每天出門，都能感受到鄰居們探究、鄙夷、恐懼的目光。

電梯裏，隻要我一進去，其他人就會立刻退到角落，緊緊抱住自己的孩子和包。

有人甚至在我家門口扔垃圾。

業委會打印了一份“關於譴責2201業主宗珩危害社區安全行為的聯合聲明”，貼在了小區所有單元樓的公告欄上。

我的名字，我的房號，被紅紙黑字地釘在恥辱柱上。

我試圖找警察解釋，但負責我案子的民警，對我充滿了偏見。

“一個巴掌拍不響。人家為什麼不冤枉別人，就冤枉你？”

“我們查了，你一個開鎖的，在這地段買這麼大的房子，開這麼好的車。你的收入來源，我們持保留意見。”

我明白了。

在他們眼裏，我的職業，就是原罪。

我的努力和奮鬥，在他們的偏見麵前，一文不值。

就在我快要絕望的時候，事情出現了更惡劣的轉折。

陳浩和莘嬈，再次報了警。

這次，他們聲稱，家裏“失竊”了。

但失竊的，不是現金，不是首飾。

陳浩在電話裏對著警察大吼：“是我老婆的一些貼身衣物！不見了！”

“我早就說了！那個宗珩就是個變態！他偷我們家鑰匙，不是為了錢！是為了滿足他那齷齪的欲望！”

這個消息，像一顆重磅炸彈，通過蔣雯的嘴，迅速傳遍了整個小區。

“入室盜竊貼身衣物。”

這幾個字，比“意圖盜竊”的殺傷力，大了一百倍。

我從一個“嫌疑人”，徹底變成了一個板上釘釘的“變態罪犯”。

警察第二次上門，看我的眼神，已經充滿了毫不掩飾的厭惡。

他們搜查了我的家，翻遍了每一個角落，試圖找到那些所謂的“證物”。

雖然最終一無所獲，但這種羞辱，像一把鈍刀，在我心上反複切割。

我被再次帶走，這一次，詢問我的，是刑偵支隊的警察。

審訊室裏，刺眼的燈光照得我睜不開眼。

“宗珩，我們再給你一次機會。坦白交代，爭取寬大處理。”

“那些東西，你藏到哪裏去了？”

我看著對麵那張不怒自威的臉，隻覺得荒謬。

“我沒有拿。”我的聲音沙啞得像砂紙摩擦。

“還嘴硬？人家都被嚇出抑鬱症了！你一個大男人，敢做不敢當？”

“我告訴你，零口供，我們照樣可以定你的罪！”

我閉上眼，放棄了辯解。

所有的證據，都指向我。

我開過他家的鎖。

我換過他家的鎖芯。

我有“技術”。

我有“動機”。

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。

從審訊室出來，已經是第三天的淩晨。

因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，他們無法拘留我，隻能讓我“隨叫隨到，不得離開本市”。

我的案子，被掛了起來。

這意味著，我頭上的“犯罪嫌疑人”的帽子，短時間內，根本摘不掉。

我的公司，我的事業，我的人生，都被無限期地按下了暫停鍵。

回到小區，我像一個幽靈。

業主群裏，對我的討伐達到了頂峰。